那個幫我置辦嫁妝的小英姐

李小玲

同窗之誼是一種難得的緣分，幫過你的同學更是讓人難以忘懷。人常說：“看人長處，記人好處，幫人難處?！蔽业耐瑢W仇小英長我五歲，我稱其為大姐，她對我的好讓我沒齒難忘。盡管她離開我60年了，但青少年時我們一起相處的往事，仍歷歷在目，記憶猶新。

在高小，我倆伙蓋一床被

小英姐和我都是聞喜縣陳家莊村的。她家住大灣，我家在小灣，相距約一里地，我小時候常去她家玩耍。我村是革命老區，當年稷麓縣和太岳三專署駐地。

當時聞喜縣第四高小設在我村，那時沒有入學考試，也沒有年齡限制，只要愿意念書就都收下。我上小學期間，因老師被抽調去搞其他工作，便把我們寄放到高小，到小英姐所在的三班上課。那時，我才十歲。

高小設在趙家巷一地主家的前后四個院子里，有房有窯，房子作為教室，窯洞則作為宿舍。校部設在三面是房、一面是窯的四合院，外村的女生住在校部的窯洞里，我和小英姐都在家里吃住。后來，校部決定讓女生全部住校。這下我發愁了，在家我和姐姐同蓋一床被，我要是把被子拿走，姐姐就沒有蓋的了。小英姐也有難處，她與我商量：她拿被子，我拿褥子，兩個人“捎腳睡”。我倆一拍即合，于是各自從家里拿了條長板凳，又找了扇廢棄的門板，在女生宿舍的窯洞里靠墻跟支起了床，一睡就是兩年。在此期間，還發生了一些趣事。

一天夜里，我發愣怔，也可能是白天玩累了，迷迷糊糊尿床了。第二天起床后，我不知所措，又怕大姐說我，嚇得哭了起來。小英姐安慰我說：“別哭，今天咱倆不上早操了，校部有個梯子，我扶住梯子，你爬上去把褥子鋪到房頂上去曬，下午再取回來?！边@事沒讓其他同學知道，尿床問題解決了。

小英姐個子高，晚上捎腳睡時，她的腳常常伸到我下巴底下，我一推，她趕緊縮了回去。同學們戲說：“小英讓小玲聞臭腳哩！”我倆一笑了之。

在高小時，這些無奈又帶幾分稚氣的苦澀趣事，現在想起來有些好笑，但貧窮讓我們養成了艱苦樸素的優良品德，受益終生。

在女師，讓我住她班宿舍

1951年，運城女子師范學校招生。我們高小班同學年齡最大的趙玉蘭那時已30多歲了，還纏過腳，趙翠鳳、董永愛已結婚，身體也不太好，不愿報考。校部決定讓小英姐、劉桂蘭、王秀卿、李玉琳、王淑卿、李海珍報名。我因年齡小，沒人告知。后來，我知道了，還聽說這個學校吃飯不要錢。于是告訴小英姐，我也要報名。她說，得校長同意。隨后我倆去見李慎德校長，他說：“帶上她，去試試吧!”在場的楊成家老師說：“小玲，你這么小，畢業后能當老師嗎？”我說：“還不知道能不能考上，畢業后做什么我不知道，只知道這個學校吃飯不要錢?！?月份的一天，我們七個人赴運城趕考，劉桂蘭的父親在運城醫院工作，安排我們住下。第二天下雨，我們冒雨到校，穿著濕透的鞋進了考場，考了算術、國語兩門課，還經過面試。結果七個人考上五個，其中有我。

我考上了女師，全家高興，但又為被褥發愁。還是我媽有辦法，她把村里分的桌裙、椅搭拆開，一面做被里，一面做被面，裝上棉花，縫成了被子。又用幾十塊碎布縫在一起，對了個褥子面，舊褥子拆洗后做里子，這下有了屬于我的被褥了。

當年9月1日開學時，小英姐改名為仇惠卿，可我還是習慣叫她小英。她和劉桂蘭、王秀卿、李玉琳年齡大的編在了3班，我編到4班。初離父母，人地兩生，說話口音也不一樣，非常不適應，我急得想哭。小英姐帶我到教導處見了朱晶老師，提出讓我住到她班宿舍，便于照護。朱老師痛快答應了。我高興地把被子搬了過去，與小英姐鄰鋪。期間，她晚上經常給我鋪被褥，讓我感受到了姐姐的關愛與溫暖，緩解了戀母想家的情緒。

第二學期，小英姐讓我回我班宿舍去住，并叮囑同學們關照我。有一天，午休起床鈴響了，我仍睡不起來，鄰鋪的同學叫我，我也裝聽不到，那天我上課遲到了。小英姐知道此事后批評了我。小英姐對我生活上無微不至的關心，和為人處世上的嚴格要求，讓我進步很大。她常給我講一些解題的技巧，使我受益匪淺，因此我常在班里考第一名。

結婚前，幫我置辦嫁妝

1954年7月，我們從運城女子師范學校畢業了，小英姐被分配到聞喜縣教育局搞掃盲工作。學校領導讓我和景敏賢、胡珍仙三個年齡小的同學，報考運城師范中師班，我有幸又考上了，分在中七班。1957年畢業后，我被分配到聞喜縣東街學校，擔任五年級老師。我和小英姐同在縣城，見面機會又多了。

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，東坪村一親戚給我介紹了高小同班同學張惠民，父母都同意，小英姐也積極促成。結婚前，小英姐幫我置辦嫁妝，實際上就是幫忙買了些生活用品。

在她的幫助下，我置辦齊了香皂、香皂盒、鏡子、梳子、毛巾、手絹、鞋、襪子和洗臉盆等。那時生活水平低，物資匱乏，我還買了塊布用來制作嫁衣，總共花了不到一百元。拿回去后，母親十分滿意，夸小英姐想得周到，真是我的好姐姐。結婚時，她和劉舉之老師、王淑卿、李海珍四個人合送了一個刻花鏡框，一直懸掛在我新房的墻上。

在太原，迎澤公園相聚

小英姐的愛人楊鴻勁在太原西山礦務局工作，她后來被調到礦務局學校任教。我的工作也被調到聞喜中學，任教導員兼少先隊輔導員。1959年，全省舉辦青年躍進展覽，領導推薦我去當解說員，當時，展覽館設在太原迎澤公園里。小英姐得知我來了太原，星期天專程來看望我。

之后，我倆到公園外面的飯館吃飯，她搶先付款買了兩碗炸醬面。我們邊吃邊聊，無話不談，一會聊工作，一會說同學，感覺總有說不完的話。當時沒電話，展覽結束后，我走時也沒同小英姐告別，現在回想起來感到內疚與失禮。真沒想到，迎澤公園的一面一餐，竟成了我倆的訣別。

1962年，得到小英姐去世的消息時，我很傷心。想起小英姐對我年深日久的關愛、天高地厚的恩情，我十分悲痛。她的善良，她的付出，她對我的好，沒有任何功利，只有至誠的友情。同學情最真誠，姐妹情最純潔。我的同學兼閨蜜的小英姐姐，一直在我心中，不曾走遠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