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“不可為”而“為之”的旅途中耐心跋涉
——訪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翻譯獎得主楊鐵軍

□記者 孫蕓苓

11月20日晚，由中國作家協會、北京市委宣傳部、湖南省委宣傳部共同主辦的“中國文學盛典·魯迅文學獎之夜”，在北京中央歌劇院拉開帷幕。35位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獲獎者齊聚一堂，在隆重典雅的頒獎禮上接受中國文學最高榮譽。

楊鐵軍譯《奧麥羅斯》書影

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共評出5部優秀譯著：許小凡譯《T.S.艾略特傳：不完美的一生》、楊鐵軍譯《奧麥羅斯》、陳方譯《我的孩子們》、竺祖慈譯《小說周邊》、薛慶國譯《風的作品之目錄》。

當晚，獲獎作品《奧麥羅斯》的譯者楊鐵軍，代表翻譯獎獲獎者在“中國文學盛典·魯迅文學獎之夜”頒獎禮上發表了感言。

在感言中，他問自己也問同行：“每位譯者都可能面對過這樣的問題，詩是翻譯中丟失的東西。推而廣之，文學性是翻譯中丟失的東西。但如果文學翻譯注定失去文學性，那么譯者何為？”

這個問題，楊鐵軍是有答案的，他說他更愿意從肯定性的層面來理解這個否定性的問題：“文學翻譯是一種‘明知不可為而為之’的行為，其本身便蘊含了一個最根本的人生倫理。也就是說，在承認不完美的前提下創造完美?！?/p>

楊鐵軍是這么說的，也是這么做的。這位在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過比較文學博士、后來又退學考取計算機碩士的海歸，主要翻譯的是詩歌。主要翻譯作品除了沃爾科特（圣盧西亞）的《奧麥羅斯》，還有弗羅斯特（美國）的《林間空地》、希尼（愛爾蘭）的《電燈光》、佩索阿（葡萄牙）《想象一朵未來的玫瑰·佩索阿詩選》等。

最后，英語文學翻譯家、詩人楊鐵軍衷心希望每位譯者都能在為了“不可為”而“為之”的旅途中耐心跋涉。

得知楊鐵軍參加完頒獎儀式回到芮城，記者用微信聯系上他，約好前去采訪。不料因為靜默我們無法見面，只能在微信上提了幾個問題和他溝通。

楊鐵軍是芮城人，198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。1995年，他獲得北大世界文學碩士學位，赴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比較文學博士，后從事軟件咨詢開發工作。

多年的積累，令楊鐵軍收獲頗豐。他翻譯的《奧麥羅斯》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實至名歸。

如今，他定居家鄉芮城，一邊陪伴老人，一邊寫詩、譯詩。他表示，今后將繼續為中國讀者帶來更多優秀的西方詩歌作品。他最新翻譯的美國詩人羅伯特·洛威爾的《生活研究暨致聯邦死者》已經交稿，正等待面世。

楊鐵軍近影

記者：楊老師您好，首先恭賀您榮獲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！是怎樣一個契機讓您決定翻譯《奧麥羅斯》這樣一個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詩歌作品？這樣一個大部頭，對翻譯者是一種考驗。

楊鐵軍：《奧麥羅斯》在被中國讀者了解之前，籠罩著一層神秘的面紗。也許因為了解不夠，所以很多人甚至對它有一種敬畏。

當時編輯找到我商談翻譯這個大部頭時，我也有些畏難的情緒，但我這個人愿意挑戰自己，于是接了這個任務。

我翻譯所有的作品，都有一個標準，就是是否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東西。從這個意義上，我的初衷就是在漢語中呈現我對原作的理解，這個理解必須配得上原作。想達到這樣的效果，必須反復琢磨、下夠功夫，下多少功夫，就有多少收獲。從翻譯《奧麥羅斯》的經驗中，我深切體會到這點。

記者：在翻譯《奧麥羅斯》的過程中，作為一名詩人，您最大的收獲是什么？

楊鐵軍：《奧麥羅斯》在西方被認為是一部有后殖民主義色彩的作品。這部作品意圖在加勒比海的“本地”和西方中心的“別處”求得某種形式的和解，這雖然不是一種最典型的后殖民主義主張，但也是一種有價值的文學實踐和思考。

《奧麥羅斯》的藝術價值也是其在西方得到好評的原因。在中國，這幾乎是唯一的原因。

我認為《奧麥羅斯》完全配得上中國文學界對它的推崇。

沃爾科特對加勒比海地區在后殖民時期的命運和前途的思考，對我們也有借鑒意義。我們亦需思考，如何與西方文化形成一種健康的互動關系，而不是對其盲目服膺或排斥。

記者：《奧麥羅斯》在創作手法、情感抒發上，對中國詩歌文學創作有哪些啟發？

楊鐵軍：《奧麥羅斯》從文學上看代表了一個巨大的“野心”，而且是被實現的“野心”。英國詩人艾略特所著長詩《荒原》統治詩壇后，長詩、史詩這個體裁被整個顛覆了。有觀點認為長詩已死。還在繼續寫長詩的人，都在暗暗與艾略特較勁，往往選擇更激進的形式。

但大部分長詩實踐都難說成功。

在“后艾略特時代”，《奧麥羅斯》創造了一種表面上似乎在回歸傳統，實際上卻是很現代的手法。把傳統和后現代、后殖民等矛盾的認識融合在一起，不僅做到了形式上的解決，也達到了文化認識層面的和解。這應該算是一條有參考意義的道路選擇。

沃爾科特是一位明喻大師，《奧麥羅斯》這么長的一首詩，自始至終都能保持明喻的高難度騰躍，技巧實在高超，讓人不由忘記了詩歌寫作的各種忌諱，從而體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。這都是中國的寫作者可以學習的東西。

記者：我發現您的求學經歷里非常有趣的一點是，您在美國讀比較文學博士的時候轉向了計算機專業，是什么原因讓您做出這么大跨度的轉變？

楊鐵軍：那時候我在愛荷華大學的比較文學系已經讀了4年，課程基本都已修完，就差畢業論文了，但我對自己所學的東西越來越感到厭煩。4年里所學的大量理論，包括后殖民主義、女性主義、文化研究、解構主義、人類學等，有一個共同的前提，即不存在文學性。文學研究關心的是文本所反映的具體歷史境況下的權力關系。既然文學性不存在，那么寫詩有什么意義呢？只是給理論提供剖析的文本？那做廣告，甚至寫小紙條豈不是更好？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，出國四五年，幾乎沒寫什么詩，覺得自己陷入了極度的焦慮。對我最重要的始終是寫作。

自從我開始寫詩以來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圍繞著寫作進行的，我想象不出不寫作的生活會是什么樣子。既然寫作遇到了麻煩，那么肯定需要一個“合理”的解釋。于是“理所當然”地把問題歸咎于與寫作相互沖突的那些文學理論。

記者：您當年是咱運城的高考文科狀元，先是學習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，后來又輕松跨入計算機行業。這兩個專業好似分列文理科兩極，一端是感性思維，另一端則需要極強的理性思維，您怎么協調這兩種思維的差異？

楊鐵軍：我之所以不學比較文學，就是覺得我所學的東西和我的寫作之間，有解決不了的矛盾。改行計算機后，很快就恢復了寫作,也許并不是巧合。寫作狀態好的時候，往往也是工作效率高的時候。所以，我并沒有強烈地感覺到兩者之間的沖突。這種沖突，至少對我來說，基本都是想象中的。

記者：隨著您的獲獎，您的家鄉芮城也被更多人所知。我知道您也是詩人，談談您對故鄉的印象和您詩歌里的鄉愁。

楊鐵軍：我對家鄉的認識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，小時候其實并沒有什么特別的認知，因為自己生活在其中，也沒有自覺意識，唯一知道的是站在懸崖上，可以看到下面的黃河，抬起頭，可以看到另一邊的中條山。還有一個記憶就是小學課本的“碩鼠碩鼠，無食我黍”，以及“坎坎伐檀兮”，下面的注釋說是芮城民歌。

后來離開了家鄉，很多年之后，才有一個回頭看的意識。才意識到家鄉在中國文化史中的地位。最重要的是，意識到作為一個詩人，家鄉對自己的意義。我有意識地寫了一些關于家鄉的詩，希望能夠更深切地了解這片土地，給自己的寫作一個更堅實的基礎。

記者：您能給故鄉的文學愛好者一些建議嗎，如何在文學創作作品中尤其是詩歌創作中突破自己及地域的限制，寫出更優秀的作品。

楊鐵軍：我可能并沒有資格給扎根于河東大地上的寫作者什么建議，因為能夠扎根在這塊土地上是一種巨大的優勢。沃爾科特說，一個詩人有效的處理范圍是方圓二十英里。只要能把握自己和周邊的人和事的關系，就已經足夠了。

當然，一個寫作者必須有寬廣的世界意識，在現今資訊發達的時代，這都是能夠通過大量的閱讀來培育的。還有一個我經常和朋友說的一個原則是，“破除迷信”。有很多關于什么是詩，什么是好的寫作的說法，但這些說法說到底都是歷史經驗，雖然可能都是正確的，但并不代表您的寫作可以因循守舊，必須有打破這些教條的勇氣，才能確立自己對于詩的定義。